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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文化

 

祭典的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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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祭典,具有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逐渐形成完整的文化现象。

成吉思汗祭典,具有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逐渐形成完整的文化现象。

信仰萨满教的古代蒙古民族,常常以氏族群体集合在一起,祭奉他们的祖先和苍天。成吉思汗去世以后,大蒙古国为他建立了祭灵白宫,蒙古民族按照祭祀祖先和苍天的传统习俗进行祭奉。一开始只是较为简单的祭祀形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完善,不断扩大,不断发展,形成完善的祭祀日程、祭典程序、祭祀制度。形成一整套祭文、祭词、祭歌等。

蒙古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与其他民族接触和来往,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传入蒙古民族文化之中,使成吉思汗祭典也受到了影响,不断变革与发展,逐渐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之结晶。

 一、祭典概况

成吉思汗祭典,完全保留着十三世纪以来的蒙古帝王祭祀仪式,成吉思汗祭祀中所应用的祝词、颂词、祭文、祭歌等,所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蒙古民族古老、原始的历史、文化、信仰、观念、风俗、语言、文字、法律等诸多方面,成为蒙古民族原始文化的代表。

成吉思汗祭祀,在内容上主要表达对长生天、祖先、英雄人物的崇拜。比如,三月二十一的查干苏鲁克大祭中的祭天仪式,嘎尔利祭祖仪式等;在祭典形式上再现了古老的蒙古民族牲祭、火祭、奶祭、酒祭、歌祭等形式。比如,每次祭典都要献全羊、鲜奶、圣酒等;在祭祀用具上,表现了草原民族对大自然和动物的艺术审美属性,便产生了具有浓郁特色的诸多珍贵的祭器。其中有查尔给(马头响板)、银碗、银灯杯、查古(双杯托盘)、巴如拉图(盛酒器)、香炉、酒壶、奶桶等等。

成吉思汗祭祀,突出了蒙古民族最高祭祀形式。成吉思汗祭典由圣主宫帐为核心的八白宫祭典和成吉思汗苏勒德祭典两大部分组成。其圣主祭典以日祭与奉祭、月祭、米里亚古德祭(点奶祝福祭)、公羔祭、台吉祭、香火(灶)祭和四时大典组成。四时大典为春季查干苏鲁克大典,夏季淖尔大典,秋季斯日格大典,冬季达斯玛大典。成吉思汗苏勒德祭典以日祭与奉祭、月祭、年祭、龙年威猛大祭等组成。除圣主祭典和苏勒德祭典之外,成吉思汗八白宫以及其他奉祀之神均有一整套祭祀制度。其形式和内容,基本与圣主祭典相似。

成吉思汗祭典,除每日例行祭典外,一年举行数十次专项祭典。其祭典形式独特,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显示着古老、神秘的传统文化特点。

 二、祭典形成经过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成吉思汗季子,大蒙古国监国拖雷在木纳火失温(鄂尔多斯)和蒙古高原为成吉思汗建立“白色宫帐”(白室),全国上下进行祭典。所建的白色宫帐,成为“全体蒙古的总神祗”,由专门部落(后来的鄂尔多斯部)进行守护,并负责每日的祭典。

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汗位,将全体蒙古的“总神祗”永久地保留下来,在都城哈剌和林建立祭灵白宫,使成吉思汗祭典逐渐扩大。

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即汗位,建立元朝,1264年(至元元年)在元上都建立成吉思汗“失剌斡耳朵”,1266年(至元三年)在元大都建太庙“八室”,祭奉祖宗。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祭典设施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形成木纳火失温(鄂尔多斯)、元大都、元上都、哈剌和林四处建立祭祀宫殿、宫帐。

忽必烈在元大都建立太庙,并于1266年(至元三年)10月,确定庙号,制定祭祀制度。1282年(至元十九年),忽必烈进一步钦定成吉思汗四时大典,并册封专门管理祭祀事务的“太师、太保、宰相、洪晋”等官员,编写祭文、祭词、祭歌等,使成吉思汗祭典日趋规范化。

在元朝时期,元朝历任皇帝每年四季在太庙举行祭典,年底还要举行一次“敬食”祭典。在《元史》中记载,每逢冬末月十六,为“敬食院”敬献马一匹、绵羊三只,奶酒、白酒与蟒缎、金币、绸锻均准备三卷(尊),由朝廷首席大臣一人与萨满圣人一起将肉食、奶酒等敬烧祭祀。

忽必烈皇帝每年率黄金家族成员到“上都城西北,以蒙古习俗为祖宗进行祭典”。从此后,元朝历任皇帝,每年专程到上都,在祖庙进行祭典。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275年(至元十二年)至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在元朝期间所编著的《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大汗牧养着万匹白色骒马”,“阴历八月二十八,将骒马鲜奶顺风祭洒,祭祀神灵和塑像”,“大声念诵祝颂词,进行祭拜仪式”。并据史料记载,“元朝祭天时,准备九十九匹白骒马、全马全绵羊九只,绸缎九卷,用绵羊毛制做的象麦穗儿式的神物九根”,用传统习俗祭天、祭祖宗。

 据元朝至顺年间(1330年)明确记载了成吉思汗“四时庆典”之举行的具体日期及原因说明,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祭典走向了制度化。

 明代蒙古时期,成吉思汗祭典达到了一个高潮。特别是巴图孟克达延汗于1510年(正德五年)统一蒙古诸部,重新划分六个万户以后,向各万户摊派成吉思汗祭典所需祭品。并制定了各万户所承担的义务及八白宫祭祀制度,产生了有关祭祀方面的书籍。其中还明确规定可汗、济农等参加四时大典的人数等。其记载说,“参加圣主的四大庆典祭拜时,可汗带十名朋友,济农带六名朋友,太师带四名朋友,台吉们各带一名朋友”。并且还详细规定了可汗参加祭典的礼俗,祭典程序,公羔羊和全羊祭品的摆放礼仪,所唱的祭歌,敬酒程序等。北元时期,成吉思汗祭祀活动进一步发展,使祭典进一步程序化。

清朝时期,守陵部落鄂尔多斯部定居于河套,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奉祀之神集中供奉在鄂尔多斯,使成吉思汗祭典趋于稳定化。特别是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重新组成五百户达尔扈特,专门从事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的守护、管理与祭祀事务,使成吉思汗祭典得到充分重视,祭祀活动日益完善。

 这一时期,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祭祀的祭文、颂词、祈祷词、祝福词等得到恢复和完善,并产生了一批祭祀书籍,几次修订元代历史文献资料,祭祀礼仪专著《金册》(亦称《金书》),使成吉思汗祭典基本趋于稳定化和定型化。

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吉思汗祭典基本延用了清朝时期定型的祭祀形式。

元代时期的文献资料《金册》,是关于八白宫祭祀仪式的专著。其中有成吉思汗祭典中所用的祭文、祝词、祭歌以及“伊金祭祀律例”、“四季大典公役”、“大公役”等内容。这一文献资料在元顺帝(13331368年)时期,阿拉坦汗(15071581年)时期,1576年由博硕克图济农,天聪八年(1634年)由额璘臣济农,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乾隆七年(1742年)由札木扬济农、光绪十年(1884年)由扎那嘎尔迪济农分别进行校勘、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于2000年,由成吉思汗研究所再次进行校勘并正式出版。《金册》,是成吉思汗祭祀活动能够世代相传的珍贵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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